古代科举考试为什么没有年龄限制
庆历二年(公元1042年)春日,20岁出头的青年小子王安石以有一点成绩进士及第,随即任职淮南判官,开启自己梦寐以求的入仕报国之旅。而在五百多年后,明朝嘉靖年间,再败再战36年的考生刘珠,在自己66岁这一年,才圆了自己的进士梦。这还不算,清朝还有位名为谢启祚的考生,实实在在地奋斗了一辈子,最后以98岁的高龄考中举人,102岁时受到皇帝提拔。
虽是殊途同归,却也能在强烈对比中让后人唏嘘一二——管你是垂髫小童还是黄须老者,只要下得了决心,还真就能在科举路上一直畅行。难怪前不久一个话题冲上热搜,说的就是让现代公务员考试把年龄限制放开。
可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?
兴设科举:“高效选官”的不断调适
大业二年(公元606年),37岁的隋炀帝干了件大事。
这年秋天,炀帝下令,建立进士科。第二年四月,炀帝又下发诏令:“文武有职事者,五品以上,宜依令十科举人。有一于此,不必求备。朕当待以不次,随才擢升。”
自此,前朝的“九品中正制”被彻底抛弃,以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科举制渐渐成型。或许炀帝没能想到,自己兴起而设置的进士科,逐渐成为一枝独秀,替代和取代了其他科目,整整坚持了一千三百年,几乎成了科举制的代名词。
不过,按现在的话来说,科举制并非炀帝的完全原创,相反,这样的思想在很早之前便能寻到端倪。
几百年前的两汉,考试就已经成了选拔官员的一种途径。尤其是东汉时期,通过选举、辟召都可入仕,选举就包括贡举,考察的科目有贤良方正、孝廉、秀才、明经,还包括太学生博士弟子考试为官。然而,这时候除了成绩,还有太多因素影响着“考生”的最终命运,由此造成的选官混乱、滥察腐败也直接将“察举制”扔进了历史的“回收箱”,兴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走了这样的老路,背着“不公正、寒门学子无门路”的骂名被灰溜溜地驱逐出历史舞台。
痛定思痛,为了面朝天下广纳朝廷需要的真正人才,后续的统治者们也是真的花了心思。南朝的宋明帝制定了《策秀孝格》,明文规定以考试取士,此后的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,已经出现了“举秀才进京”。也就是考生进京选官的做法。此后北周宣帝等都有过类似举措,虽说朝廷交替,朝令夕改,可“重视考试”还真就成了统治者们为了抵抗“门阀专权”,公平、觅才、效率选官而共同走的关键一招。
或许也是这个目标的指引下,开皇十八年(公元598年),隋文帝的一封诏令“京官五品以上,总管、刺史、以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”,便已分科考试之举基本废除了官方举荐,吹响了往日选官制度的退场号角,也为后期真正的科举制登台打好了伏笔。
那么,如果只谈科举制的兴盛,炀帝能不能拥有姓名呢?也不然。事实上,从诞生以来,科举制便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手中,不断地发展和调整,变来变去也大都是为了一条——公正、高效地选举能干的官员。
比如,有了隋朝的铺垫,李唐王朝彻底废除了九品中正制,把考试摆在了关键环节,规定无论是学校生徒还是州县乡贡,都要经过考试决定去留。为此不仅发展出了一套粗线条式的考试流程,还逐步确定了进士、明经等常客科目三场式的制度,完善了评判的标准,让全国的士子真正看到了希望,有了“其应诏而举者,多则二千人,少犹不减千人”的局面。到了宋朝,为了更充分地用科举选官,朝廷直接规定,考试成绩是取士的唯一指标,科举的程序也更加详密,还开辟了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题,亲手给自己选职员的“殿试”之举。如此还嫌不够,便又有了“制举”一说,多是皇帝临时决定,下诏天下,就为了“以应天下士”,到了明清,科举流程更加严谨,考察更为严苛,也是为了高效募集天下英才,朱元璋诏令中的那句“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,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”,简直就差把“朝廷需要人才,能干的人都请来报考”写在脸上了。
也正是为着人才的这股子韧劲儿,让驰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变过来,改过去。而针对考生条件的“限制”与“放开”,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形成和化解的。
考生年龄:限制中的“次要”选项
在古代,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跨进考场、提笔答题呢?
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捋一捋就能发现,科考自诞生以来,围绕着“考生资格”也有着宽、严两说。
宽,指的是考生身份、出身。
一方面,“投牒自进”,也就是考生自由报考,是科举制和察举制最为关键的分野,即不需公卿大臣推荐,也不论出身寒平,都能参与考试,共同竞争,合格则取。
另一方面,随着科举制的成型和完善,士子的职业、出身条件也不断放宽。比如,初唐时期,浊吏、试官、商贾、服孝之人都不允许参加考试,但到了中晚唐,愿意辞职的试官、浊吏都能走进考场,后来商贾子弟也拥有了报考资格,唐代的陈会就曾“家以当垆为业”,最后还是顺利考中进士。再后来,小吏、将校子弟、乃至僧人道者,只要愿意吃得下科考这份苦,想着出仕这条路的,基本都能如愿进入考场。
当然,一味地放宽资格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,比方说唐代就因考生钻空子,出现了许多“冒籍”现象,这也有了“严”一说,对考生资格审查的日渐严苛。
最开始,德行被设为一道硬杠,将许多人拦在了考场之外,唐宪宗曾直接规定:“州府所送进士,如迹涉疏狂,兼亏礼教……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,虽薄有词艺,并不得申送入。”
不仅是举子,哪怕是先人有犯罪记录,后代都不允许参与考试。而后,为了弥补科举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,范仲淹、司马光曾向朝廷建言献策,比如废除糊名法、考察品行没有亏缺后再报上姓名,甚至一些朝代还因此有了暂停科举的做法。
再有,对考生资格的严格审查,唐时建立起了交纳家状和举子相保制度,要通过户籍、德行、学业等种种考察,这才有了跨进考场的可能。发展到了清代,就连最初的童生试都有了严苛的资格限制,必须身家清白,也就是本人无过犯、三代无贱民贱役,本籍报考、无匿丧之举、无枪替之弊、廪生保结,做到这些,尤其是其中的本籍贯、廪生保结的限制,一是防止考生为了“容易录取”(不同地区的童试录取难易不同)而大胆“冒籍”,二是防止徇私舞弊从而让童生为自己选择担保人,保证自己“德行无亏”,总之一查再查,一验再验,才获得童生应试资格,开启自己漫漫的科考之旅。
其实,围绕考试资格的众多设限中,并非完全没有“年龄”这一项。
比方说,唐朝为了在科举中兼顾到民间的“神童”们,专设“童子科”,要求“凡童子科,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卷诵文十,通者予官;通七,予出身。”结果还没实行多久,发现这招根本没能召集来真正的“神童”,相反成了各路塞人的渠道,许多年龄大、学业平庸的士子顶着“童子”之名被送到统治者面前,“痛苦不已”的统治者们赶忙调整规定,要求将童子的年龄严苛限制在十二岁以下。
宋朝碰到多次参加省试或者御试落榜的士子,实在不忍心,专门设置了特奏名制度,允许40或50岁以上的落榜者由礼部奏名,直接参加殿试,但到后来,因为此举多半换回的是才能平庸、年龄偏大的仕官,朝廷又对特奏名的年龄和人数都做了严格规定,最先要求65岁以上,后来又改到五十五岁以上。清朝时,童生也被严令禁止谎报年岁,以防有人“装小”来降低考试难度或者“倚老”在乡试中获得恩赏。换句话说,科举中“年龄”的收缩与放宽,虽然存在于不同场景,但基本上都依循着以往的路数,保证公平公正、确保考生德行,当然,无论是“谨德行”还是“查三代”,甭管是选“神童”,还是特奏名,改来改去,也都是为了一件事——帮朝廷选到真正的人才。这也就为了科举背后的“年龄之宽”种下来根本之因。
放开限制:选贤举能的背后法则
奥克斯纳姆曾于1888年在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一篇《中国科举考试的考生年龄》,文中奥氏大肆慨叹——“中国考试制度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考生不存在任何的年龄限制,十二至十五岁的稚童可与八十岁的老翁同堂应试。屡试考场的老手常常不会成功,而每次中榜者都有二至四个年龄在二十岁之下的神童。”
这也是大多人对古代科考的印象。只要乐意,就是百岁高龄杵着拐杖进考场,也没人拦着你。当然,这也把很多人搞得稀里糊涂,为啥不给考生设定年龄限制呢?
要说这个问题,得考虑两个层次,一是能不能设,二是应不应设?
先说能不能设,自然是能,上文提到的童子试和特奏名制度都能证明,你要非让朝廷动动心思,“年龄”也能被拿来做文章。此外为科考设置的“捷径”和“他途”的国子监和馆学,也都对入学学生的年龄做过严格规定,元代的科举中也曾明确要求推举“年及二十五以上、乡党称其孝悌、朋友服其信义、经明行修之士”。可问题是,这些条条款款一旦被发现对人才选举没有作用,很快就会遭到废除,比如洪武初年就破除了“二十五以上”这个要求,为的就是“帮青年举子脱颖而出”。
那么应不应该设?
从考生角度来说,肯定不应该。一来一旦把年龄框死,肯定会打击大伙的应考热情,也会让不符合年龄的考生“求路无门”。二来,如果年龄再成为枷锁,对很多士子而言,夸张点说,科考也就“名存实亡”了。这就得提到科举考试本身。所谓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可这背后往往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。先说考试流程,拿明代为例,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,称为“大比”,想入天子朝堂,士子们得先通过乡试,成为举人,再入京参与“会试”,会试需考三场,初场考四书义三道、经义四道;二场论一道,判五道,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;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,经过这重重“锉磨”,才能得到天子亲策的殊荣,进入“殿试”环节,其后再论成为进士以至于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
士子本就需寒窗苦读,才能应对艰难复杂的考试内容,即便历经多年终于蓄积了足够的学识,可经过这么一轮下来,就算是一路顺风,也得颇耗一段时间,更别说生产力、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,历朝历代都有数不清的学子为了入京赶考,吃足了苦头,甚至为此丢掉性命。晚唐著名的文学家刘蜕就曾为自己叫苦,说自家住九江之难,离长安有四千多里,无奈出身贫寒,只能徒步前往长安,每天要行六十里路,光往返就需要半年时间。除去这些,每年还需要有三个月侍奉双亲,两个月积攒路费,直到最后“头发变白,田园荒芜,养老无着”都还在努力备考。
关键是,哪怕一轮接一轮,真正能走到最后关卡的人少之又少,有人曾做过统计,明代洪武四年到万历三十二年之间,能有迹可查的会试中,平均录取率仅为8.16%,67科会试中,录取率不足10%的达到50科。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,2021年,咱们的高考录取率有望突破90%。雪上加霜的是,一旦作为“大多数”科考失败,想要一鼓作气再来一次,还得足足等上三年,这还不算因为家庭变故、婚丧嫁娶等琐事耽误,一来二去,折腾到中年还“颗粒无收”简直是常事,如果这时硬生生地设置年龄限制,无异于彻底堵死了大多数考生的前路和念想。
话说回来,科考就没有轻松一点的路可走?还真有,都说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。科举制兴设初期,科目“明经”主要考经义,难度相比进士削弱了很多,以至于录取率甚至能达到三成。可这,也偏偏拉开了二者的含金量差距。外廷士大夫之任宰相者,也多由进士出身,由此形成的“唯进士为贵”的社会风气更加剧了考生们挤破头、跑断腿也要考取进士的执念。也有着这个缘故,大部分能高中进士的士子,年龄都不会太小,大名鼎鼎的贺知章37岁考中进士,有着“今之欧阳修”之名的归有光,也是历经八次科举,在60岁这年,才终于圆了进士梦。换句话说,哪怕对于学问足以出仕为官,甚至被明经录取都绰绰有余的人来说,冲着进士一考再考,已经无论成败,化为一种坚持和信念,为此赔上一辈子,也在所不惜。在这样的心境中,一道年龄限制,根本不再是报考条件,反而成了诛心之举。
那么另一方面,对朝廷而言,应不应设年龄限制?倒真没这个必要。一方面,常年科考都没考中的士子真的没有真才实学或者对朝廷一文不值么?真不是,考不考得中,有时还真是命说了算。比如,著名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就曾在科考场上苦熬了三十年,愣是没中,但顾非熊是有真学问在肚子里的,诗文之妙连皇帝都知道他的名声。所以一看榜上没有他的名字,皇上自己都吃了一惊,赶忙让官员呈上顾非熊的文章,经过特批增加名额,这才让顾非熊中第。可若是增加了年龄限制,把垂垂老矣的“顾非熊”们拦在场外,无异于硬生生地放弃掉了一部分人才。事实上,据研究,即便科考不设年龄,历朝都有大批的士子因科考失败而灰心放弃,或遁入山林,或流于街市,其中就不乏有才之士。再者说,失败的士子一年接一年地重新准备,再次赴考,一次次的准备中,士子的才学也在充实、增长,相对应的人才质量也是蹭蹭提高,即便是真遇到了平庸之辈,就冲着这份耗费半生以出仕报国的忠心痴念,对统治者而言也绝对是益大于弊的。
再往广里论,科举的初始内涵和憧憬,就杜绝了“年龄设限”之可能。于大部分出身贫寒的士子而言,或是想摆脱祖祖辈辈居于社会底层的现状,或是满腔热血唯愿报君报国,苦读以备科考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,看似曲折困苦的科考长路,却是等级森严、阶层固化的古代社会唯一的仁慈和博爱。这也就证明了,为何那么多士子会为半生难中的科考,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。于端坐高位的统治者而言,或许有着诸多私心考虑,可他们最终的所思所想,多半也都落于两个字——求才。就是冲着高效地选出真正有用的人才,他们才会抛弃已经成熟和便捷的察举与中正制,非要硬生生地摈除已有势力的阻碍,开掘出新的制度。当然,人才的选拔自然服务于统治,纵然诸多曲折变化,“选贤举能”的追求却始终高挂在历朝历代的治世指针上。只要是才,只要能干,年龄高低,又能有多大影响呢?
再者说,根据研究,在中华选官历程中屹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,早就不止为寒门学子开辟入仕道路这么简单,反而扎扎实实地影响了社会的读书风尚。所谓“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”,不夸张地说,正是“开科取士”这一招,把好多对前途无望的学子拉回了读书修学的道途上,甚至清朝时,许多不满清人统治甚至念及复辟的士者,看到科考这条路后,同样参与其中,再度回归清廷的怀抱。
试问,对士子而言,有什么鼓励能比亲眼看到百岁老者仍然坚持考试,更加震撼和直接?对朝廷来说,有什么政令和号召,能比让大家目及杵着拐杖、扶着曾孙的手来到考场的老士子,更能鼓舞向学?这也能解释,为何面对连路都走不稳的考生,许多统治者选择的不是不屑和驱逐,反而是重视和厚待。
相传,明末耶稣会士来华,曾专门回归介绍中国的考试;鸦片战争前后,一批英人曾将中国考试文献带回,从而仿效建立一种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。
也许,被他们带回国的,不仅是一种名为科举的制度,更是来自东方的智慧、理想、抱负与浪漫。